ICU：醫院中樞重症監護室的前世今生
重症監護室的設立大大改善了病人術後康復的環境。
哈維·庫欣（Harvey Cushing）是一代傑出腦外科醫生。他的病人很崇拜他，說他有愛心，善良，但他讓員工活在恐懼之中。他容不下任何錯誤，冷酷、嚴厲、恃強欺弱。但他還是得到原諒，因為實績勝於雄辯。
1931年4月15日，庫欣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的彼得·本特·布里格姆醫院（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）進行第2000次腦瘤手術。這位病人是31歲的艾達·赫斯科維茨（Ida Herskowitz），診斷顯示腫瘤導致她嚴重頭痛，視力也逐漸衰退。
在幾個小時內，庫欣耐心、一絲不苟，並且有條不紊地工作。他在她裸露的大腦上工作，切斷血管，輕輕地切除組織，以恢復她的視力。
從前，十個接受腦部手術患者，八個會死亡。在庫欣的醫院裡，這位外科醫生把死亡率降低到8%。赫斯科威茨會活到晚年。
耶魯大學醫學院（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）神經外科教授丹尼斯·斯賓塞（Dennis Spencer）說：「他被譽為神經外科之父。他獻身於病人，致力於把頭部手術轉變為真正的專業。」
在抗生素尚未出現的時候，任何動刀的人都有被細菌感染致死的危險，庫欣的手術是在最嚴格的清潔條件下進行的。他戴著手套和口罩，盡其所能消毒傷口以減少染病機會。最重要的是，庫欣在手術結束後繼續護理，而這正是病人死亡風險最高的時期。
斯賓塞說：「並不是所有外科醫生都會在完成手術後給予病人那麼多的關注。庫欣把他在手術過程中的一絲不苟帶到了病人的術後護理上。」
在抗生素出現之前，細菌感染的風險無處不在。
他經常親自照料病人，確保傷口不受感染。他引進嚴格的觀察系統和記錄，並首次使用X光和血壓監測。每一個病人都由一組專業人員護理。
斯賓塞解釋說：「與其他外科醫生相比，庫欣的整個病房更像一個重症監護病房（intensive care unit; ICU）。護士和初級外科工作人員知道，如果床單沒有掖好，敷料不幹凈，或者病人抱怨，他們就會有大麻煩。」
庫欣的病房與現在的重症監護病房沒有什麼關係。如今，病人周圍都是感測器和監測器。但概念是相似的。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，進入1950年代，手術變得更加複雜。比如第一個心內直視手術。庫欣氏開創性的術後護理普遍發展，挽救了無數生命。
但庫欣早期的專科重症監護是針對計劃中的手術，而不是外傷或疾病。它起源於一種流行病。
20世紀上半葉，世界上幾乎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感染脊髓灰質炎（polio；俗稱「小兒麻痹症」）。這種病毒往往在夏季感染兒童，最初導致類似流感的癥狀。更嚴重的情況下，病毒會攻擊神經系統，使患者癱瘓，無法呼吸。那些倖存下來的人往往會永久傷殘或呼吸困難。
1952年8月，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的貝爾拉姆醫院（Blegdam Hospital）擠滿了數百名小兒麻痹症重症患者。如果沒有輔助呼吸，大多數人會死亡。唯一的治療方法是一種被稱為「鐵肺」（iron lung）的機械呼吸系統。
哈維·庫欣出了名的嚴厲，但他的才華改變了醫院護理體系。
病人躺在這些棺材狀的容器里，只有頭部在頂部突出來。通過在艙內產生真空，機器迫使肺部擴張以吸入空氣。另一種系統被稱為殼式呼吸機（shell ventilator），將一個圓頂形的殼綁在病人胸部，以幫助肺部擴張和收縮。
但是整個哥本哈根只有一台鐵肺，六台呼吸機，卻有316位需要治療的病人。
英國南部巴斯（Bath）皇家聯合醫院（Royal United Hospitals）的重症監護顧問醫師菲奧娜·凱利（Fiona Kelly）說：「這真令人絕望。300多個病人會因此而死亡。」凱利與人合著了一篇關於應對那場疫情的科學論文。
醫院的主任醫師召開緊急會議尋求解決辦法。麻醉師比約恩·易卜生（Bjorn Ibsen）提出，用一根管子將空氣直接送入肺部，而不是用鐵肺提供的負壓迫使胸部擴張。這種技術在手術中使用過。
但將一根管子從口腔推入氣管令人很不舒服了，病人無法長時間忍受，只有在麻醉的情況下才可行。易卜生提出使用相對較新的氣管造口技術。這種技術要在喉嚨下方的頸部開一個小洞，然後將管子直接插入肺部。
這根管子連著一個簡單的橡膠袋，可以用手泵。數百名醫生、醫學和牙科專業的學生被召集到醫院來為病人泵氣，並對病人進行監護。任何時候，醫院裡都有多達70人。
「做氣管造口手術一點都不疼，病人可以保持清醒，並與人交流，」凱利說。「如果像布格丹那樣由醫科學生提供通風設備，或者像我們現在這樣使用呼吸機，那麼就可以在病人康復時慢慢減少他們需要的支援。」
在攜帶型呼吸機出現之前，小兒麻痹症患者必須忍受長時間令人不舒服的治療。
易卜生的策略挽救了數十人的生命，並使得醫院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重症監護病房（ICU），有專門的病房和護理人員。但是，重症監護不僅僅是醫院裡的特定病房，也是照顧最危重病人的地方。
英國重症監護醫學院副院長達妮埃萊·布萊登（Daniele Bryden）在今年慶祝創院十周年時表示：「重症監護是獨立的醫學專業，所以，它不僅僅是一個地方，而是一整套護理和護理精神。」
易卜生在丹麥的創新逐漸被世界各地所採用。與庫欣首創的術後護理創新相結合，促使了大多數大型醫院建立專科病房。
1971年，丹尼斯·斯賓塞（Dennis Spencer）幫助康涅狄格州的耶魯紐黑文醫院（Yale New Haven Hospital）將外科病房的一部分改造成重症監護室。
斯賓塞說：「汽車裡沒有強制要系安全帶，所以有很多嚴重的脊椎損傷需要專科護理。周末期間，我們去到那邊，粉刷房子，撕掉地毯，鋪了五張床。然後開始培訓護士，讓他們特別關注對脊髓損傷患者來說必要的事情。」
在其他地方，醫院建立了「休克病房」，彙集了技術和專家，包括護士、藥劑師、醫生和麻醉師等，來治療病情最嚴重的病人。由於許多病人需要在鎮靜狀態下進行疼痛管理和治療，麻醉師是必不可少的。
今天，較大的醫院可能有幾個不同的重症監護病房，以管理包括COVID-19新冠病毒嚴重患者、槍傷、中風、外科併發症在內的一系列情況。
凱利說：「我們是醫院的中心。我們夜以繼日地照顧病重的病人，看到那些我認為活不下來的病人每天好轉，最終帶著燦爛的笑容離開病房，真是太神奇了。」
庫欣將他一絲不苟的治療方法延續到手術後，也就是病人最有可能遇到併發症的時候。
成千上萬的人因為重症監護而活了下來。例如，在英國，四分之三進入重症監護室的人會活下來。但同樣重要的是，要考慮病人出院後會發生什麼。
布萊登說：「在重症監護室待過的病人需要持續支援，這很重要。不僅關乎生存，還關乎生存的質量。」
重症監護室還面臨著其他挑戰。庫欣是第一個引進血壓監測等技術的人。今天，技術是現代重症監護室的核心。但是，當患者被越來越多的機器包圍，比如呼吸機、心臟監測儀和監測體溫、血氧等生命體征的感測器，有人出現了新的併發症。
斯賓塞說：「大量的探針和機器給醫生提供了大量數據，但這些數據很分散，必須在頭腦中組合起來。接下來要做的是，用機器學習來開發演算法（algorithms），這樣就可以把不同的信息放在一起，從而產生某種意義。這就是重症監護病房的未來。」
執著而又麻煩的外科醫生對流行病的快速反應改變了醫學的面貌。凱利說：「他們創造的影響無法量化，我們欠這些先驅者一切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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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：BBC中文網